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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吉夫:当代文坛缺大师

发布时间: 2019-12-02 10:15 点击:

  山东青岛人,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硕士研究生导师,兼任国际女子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教授。现担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

  青岛二中毕业后,考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(今上海师范大学)、毕业后长期在河北工作,曾担任廊坊师专(今廊坊师范学院)校长,河北省作家协会等职。20世纪80年代末,调入天津师范大学任教,曾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奖。

  曾发表各类文体的作品 320万字,结集有《汤吉夫短篇小说集》、《汤吉夫中篇小说选》、《汤吉夫小说选》、《遥远的祖父》,以及杂文、随笔集《湖边记忆》、《津门乱弹》,长篇小说《朝云暮雨》等。作品曾数十次在全国、省市和各地刊物、报纸的评奖中获奖。

  8月9日,著名文学评论家汤吉夫教授参加本报创刊5周年庆典活动,在半岛都市报大酒店与本报记者就文学这一永恒的话题,进行了对话。

  中国当代文坛为什么鲜有大师级的作家?今天的作家缺乏什么?应该怎么做?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四十年的汤吉夫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。

  “文学的骨架是苦难,苦难出文学。苦难是一种悲悯意识,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。作家必须清醒今天苦难的内涵、苦难的性质是什么。我认为现代的精神苦难———权力、商品、技术,尤其是技术对人的挤压和异化”。

  米兰·昆德拉把这种苦难归结为‘减缩’———人身上活生生的东西被缩减;另外,他认为人类第二个被遗忘的途径是:意象形态的包围,商品化把人的个性抹平了。但我们一些作家没有这个情怀,少有这种清醒。

  “中国一些作家为什么缺少这种终极关怀?因为个别作家和“传统文化”的联系太密切了,内心深处有一种做官的情节,争位置,把作家名号当敲门砖,失去了主体意识,有种幕僚心态,怕得罪人,不能真正关怀人类命运。也因此,中国当代文坛鲜有大师级的作家”。

  “作家对真正的苦难不清楚,就写不出反映人类困境的作品。19世纪人类的苦难是物质方面的,金钱对人的压榨,因物质匮乏引起的焦虑,以及以物质苦难为核心的情感分配不公。当今的作家再写物质苦难,很难超越那个时代的大师,像陀斯妥耶夫斯基、巴尔扎克,已经把这方面的题材穷尽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再写物质的压迫,只能是展示。20世纪,随着技术的发展,机器的存在超越了人的存在,把人的命运和机器、机械、程序紧紧绑在一起,而商品的强势覆盖弱化了人性的丰富和情感的细腻,人被抽象化了,人越来越依附于某种外在的东西,人的存在被遗忘,人类的生存遇到危机。时代出现了新的苦难,精神形态发生重要变化,是权力、商品和技术对人的扭曲和变异。如果作家不能洞察20世纪的人类的苦难,写出东西也会被文坛遗忘。余华很了不起的,他也写物质的苦难,但他把物质与现代精神的苦难连在一起了”。

  汤吉夫认为,小说不是一般的艺术,叙述是外部,不是形式,内容中最重要的是思想。依他的标准,中国当代文坛哪些作家比较优秀?汤吉夫说,余华有大家迹象;张贤亮的小说无论故事情节、人物都更像小说,更有阅读快感和社会批判力;另外,他非常喜欢陈忠实,他的《白鹿原》是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,长篇的核心是结构,《白鹿原》的结构非常宏大,具有史诗气质。而且,难得的是,陈忠实当了中国作协后,照旧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,为下层百姓说话,这种姿态非常重要。

  他认为,另外一个陕西作家贾平凹则有点“走火入魔”了,他的作品越来越“丑”。他目前正处于行走当中,尚看不清其最终的归宿。

  “毕飞宇很有悟性,小说的细节都是悟性,像《玉米》,他对小镇上女人心灵的复杂,那种细腻委婉写得很突出,关注女性的命运。从创作上讲,他本来是先锋作家,在回归到现实主义时,他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方式”。

  鬼子、东西、北村的创作值得期待,他们更年轻一些,对当今人类的命运思考很深刻。比如北村的《长征》,通篇讲的是人性伟大的爱,实质上是人性的长征,人性中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追逐美好的情感。东西的《不要问我》,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无意中丢失自己的学历证书、身份证等外在的身份证件后,经历了求职和爱情的双重失败,才知道只有陪酒不需要身份认证,在社会中挣扎、沉浮,最后在死在酒桌上。写的是生命本体和符号的分离后,人的荒谬处境和离奇命运,已经上升到一种哲学的思考。鬼子的《瓦城上空的麦田》写人的精神归宿问题、生存的悖论,非常优秀。

  “王安忆现在力求像张爱玲那样写上海,她是很固执的人,刻意追求,但强求的都是不自然状态。另外,王安忆目前的写作心态很平静,而小说是情感的传递,的艺术,所以王安忆的写作势头有所减弱。”

  汤吉夫认为铁凝、迟子建、方方等都是很有实力与潜质的作家。“池莉属于新写实,牺牲了美学和思想。我最看重的是方方,她追求深度,她的《乌泥湖年谱》、《祖父在父亲心中》、《奔跑的火花》写得太震撼了,很有洞穿力。她本人是武汉大学毕业,父亲是大学教授。其实,作家的学养与文化底蕴对作家所能达到的高度非常重要。”

  汤吉夫本人也是在文坛颇有影响的小说家,他已经出版多部小说集,根据其小说《在古师傅的小店里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还获得了金鹰奖。他最新的小说集《遥远的祖父》今年6月刚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,其好友、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在序中称赞“汤吉夫的‘祖父’其震撼力并不逊于罗中立的‘父亲’。”

  《遥远的祖父》写的是从祖父到“我”这三代的家族史,也是一部人类史:人类从贫穷到富裕,从农村到城市,这个过程是一种幸福,同时也在承受现代化的折磨,现代文明把人身上的野性、活生生的东西淘洗了。他在作品中思考,这是人类通向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?

  汤吉夫认为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是《宝贝儿》,里面的一个博士,类似加缪的局外人,看透了虚伪的人性与社会风气,放荡不羁,既然灵魂找不到救赎的出口,就沉沦肉体,以更荒谬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存在。

  汤吉夫先生的创作受卡夫卡、米兰·昆德拉影响很深,“我是随着阅历的丰富和阅读慢慢悟到人生的道理,50岁左右才比较成熟,年轻时不可能写出这样对人、对命运有沉重思考的作品,不会有这样的深度。我以前曾追赶潮流,追赶过伤痕文学、反思文学、意识流小说,到最后才发现,文学是人学,其终极归宿应建立在对人性发掘的基础上。追赶,实际上暗藏着仿制的危机,而文学应该是独创的”。

  汤先生说他还能再写十年。在大学里教的是写作,对写作当然有更多的思考和体会。他的另一部写大学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已经脱稿, 36万字,另一部同样写高校生活的长篇也在构思中。文/本报记者杜晗刘宜庆图/本报记者迟红武

(编辑:芭奇采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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